然而，仍然有一大部分行政法排除在司法权监督范围之外，前款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

中央的提议并不否定或排斥法定的提案主体独立地提出自己的修宪案。因为，立法部门的篡夺权力与行政部门一样，必然走向专制[7]。

在我国修宪实质上是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的统一，是把中国共产党所集中代表的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从而取得一体遵守的最高法律效力。当然，也就难以避免宪法过于频繁的修改，即使这种修改是不必要的、不合适的。如前所述，几乎所有的成文宪法国家，都在其宪法典中对宪法修改程序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国家生活的指导思想、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方式、治国方略等等，这些问题不可谓不重大，也难以找出将它们排除在全民讨论范围之外的充足理论。前一种现象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产生的，国内学者曾将其称之为宪法的‘无形修改，日本和德国的学者则多将其称为‘宪法变迁（林来梵：《规范宪法的条件和宪法规范的变动》，载《法学研究》，第21卷第2期）。

另外，参与原则还能迫使当权者关心选民的切身利益，使每个人都有同样的途径进人宪法所建立的政治秩序中，并具有平等公民的相同地位。[15]这样，可以充分发挥修宪机关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改变修宪工作中被动、从属的局面。五四宪法制定之前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在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个人的宪法地位体现的并不充分。

[38] 高全喜：《论宪法的权威——一种政治宪法学的思考》，《政法论坛》2014年第1期，第52页。对此，宪法一方面确认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的现状，规定依照法律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另一方面明确了资本家所有制的宪法界限，即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19] [德]卡尔?施密特著：《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人民的权利是通过公民的权利来体现的。

具体来说，五四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规范主要通过如下方式发挥国家建构功能。以主观权利为核心的宪法秩序，不执着于权利的道德争论，而是通过制度理性赋予基本权利以开放性, , ，一, 切有助于基本, 权利实现的具体制度都纳入基本权利体系之中。

[9] 师哲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路》，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08页。有义务在行使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和人格，不得侵犯每一个人的尊严和人格。[69]其中必不可少的法制是立法制度和宪法审查制度。我国宪法规定的人民权利，不是‘天赋的，而是人民革命斗争的果实。

[65] [德]米歇尔?施托莱斯著：《德国公法史（1800-1914）：国家法学说和行政学》，雷勇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14页。（三）过渡目标在五四宪法中的落实 当然，五四宪法不是对《共同纲领》的简单复写，毕竟它要承担促成国家建构完全实现的新使命。要么像纳粹那样，以一个极权主义的独裁政权结束。事实上，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初步具备了实践基础。

1954年制宪是在《共同纲领》并未面临根本困境的前提下启动的。在日常政治的实践中，人民主权原则所代表的政治意志通常引而不发，而是转化为以公民为基本权利主体的宪法意志，转化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革命与建国的内在关系。

其次，五四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方式开启了新的革命。基本权利本身也是支配公权力运行的客观法则。

但宪法充分考虑了民主性，对其他价值尤其是法治的价值有意无意的忽视了。[35]五四宪法第1条就将国体设定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也体现了民主价值的崇高地位。需要留意的是，实现向劳动人民转变的方式是在劳动中改造，劳动成为区分镇压与改造的关键标准。[23]个人意志经由国家的提炼而成为统一意志，成为理想化的意志统一体，由统一意志保障个人权利。[52] 在劳动中改造这一处理方式表明，那些不属于劳动者的公民并没有被彻底排除出人民的阵营，他们负有接受劳动-改造的责任。在历史的限定下，基本权利发挥国家建构功能是实践理性的凝结，代表了一定时期内的理性水平，同时也要与现代宪法的基本精神相调和，不应超出一定的范围和限度。

强调个人对集体、社会的义务是我国宪法观的一个特点，不过这要对三者关系作出合理定位。因此，思考中国宪法的发展，五四宪法是一个具有特殊典型意义的观察对象。

G·耶利内克指出：任何主观权利都以法制的存在为前提，主观权利被法制创设、承认，并被法制或强或弱地加以保护。一方面，公民受制于人民所框定的政治结构。

[25]五四宪法规定的劳动权、休息权、获得物质帮助权、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都具有明显的社会权利属性，需要国家履行积极义务。[28]同年5月29日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法律小组根据宪法草案各组召集人联席会议的意见，就人民、公民和选民的概念作了说明：人民是集体，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所属者，是政治概念，指各民主阶级。

[63]作为主观权利的基本权利，一方面确立国家的法律地位及其与个人的法律关系，另一方面为国家权力运行划定界线。这种权力隐而不显，基本权利的主体实质上就是国家主权者的范围。[66] 蔡宗珍著：《宪法与国家（一）》，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4页。宪法写入人权条款的一大重要意义在于提出了个体意义上的人的独立地位。

[16] 毛泽东：《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的批语和修改》，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05页。[41] 金观涛、刘青峰著：《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社会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66页。

[54]从宪法在社会团结面向上的功能来说，这种主张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28] 韩大元著：《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76页。

在宪法的多元价值中，总有一种核心观念成为重叠共识，居于支配地位。（三）民主先于法治 人民主权原则预设了人民意志的绝对权威，而人民意志是绝对不可能错误的。

这种法律规范构成了请求权基础（Anspruchsgrundlage）。在现代法治国家，言论自由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32] [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修订第3版），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页。[7]此时制定宪法，看起来已基本具备革命胜利的基础了。

[37] 参见王振民：《关于民主与宪政关系的再思考》，《中国法学》2009年第5期，第159页。公众须经很短的时间间隔，重新对重要的人员与事务备选方案进行判断和选择。

按照马列主义经典学说，国家一方面作为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17]而发挥对抗功能，另一方面是维护和保护本阶级团结统一和统治地位的机制。[6]反之，如果革命尚未取得完全胜利，则制宪就是不必要的。

[31]五四宪法罗列了不同类型的敌人：必予严惩的，如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第三，作为完成建国大业的重要装置，五四宪法并不留意宪法实施的监督制度，主要强调满足国家建构的刚性需要。